摘要：契诃夫的小说拥有独特的文体风格，而“反复”的巧用是形成其风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情节结构的反复是契诃夫学甚少涉及的类型之一。在作家笔下，文本内情节结构的反复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小说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文本间情节结构的反复构成了契诃夫作品自身的互文，它加深了作家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展现了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完整性。

　　反复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总结文学史及文学理论成果时，瓦·叶·哈利泽夫指出：“如果没有重复及其类似的手段(‘部分重复’，变异形式，对已说过的话作一些补充和更明确的说明)，那么语言艺术便无法想象。这种结构手段的目的在于，突出和强调作品的指物和言语组织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环节。任何形式的重复在艺术整体的框架内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印刷体文字中的斜体和排松。”(哈利泽夫2006：326)

契诃夫的小说拥有独特的文体风格，而“反复”的巧用是形成作家风格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上个世纪20年代米·阿·彼得罗夫斯基业已指出，没有讲述者对白的反复和环形结构，契诃夫的小说便无法想象。(Петровский 1927：96)后来，契诃夫学的著名研究者埃·阿·波洛茨卡娅做出了与彼得罗夫斯基相似的论断，她在一部总结契诃夫研究成果的著作中写道：“没有这些相互呼应、反复、主母题，契诃夫的小说好像就不是‘契诃夫式的’了。”(Полоцкая 2001：424)在“契式”小说中，从语言层面到体裁——结构层面，再到思想内容层面，反复“无处不在”。情节结构的反复是契诃夫学甚少涉及的类型之一。在作家的众多小说中，既有单篇小说内部情节结构的重复，又有不同小说之间情节结构的反复，后者构成了契诃夫作品自身的互文。这两类情节结构的反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发挥着不同的美学功能。

　　1.文本内情节结构的反复

　　“重复，是艺术上的大忌，特别是情节上的大段重复，往往标志着艺术上的单调和贫乏。然而，有意的重复，重复中显出不重复，重复处见出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则是艺术技巧的娴熟与高超。”(凌焕新2000：203)单篇文本内情节结构的反复能更加深层次地刻画人物形象，递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能营造气氛、深化主题。契诃夫的创作力求简洁，作家的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用宏大的事件和情节来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描述事件。而反复是实现简洁的手段之一，能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正如埃·阿·波洛茨卡娅所说：“在缩小作品容量时，有时契诃夫弃绝使用华丽的艺术辞藻，但他又回到同一个形象母题、场景和词汇上来……”(Полоцкая 1979：232)因此，在契诃夫的诗学中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特点：一方面，作家力求缩小文本的篇幅，另一方面，又使用增加文本容量的反复。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契诃夫作品中的反复非但没有妨碍，反而有助于“言约意丰”这一行文风格的形成。

　　作家的早期小说《助理会计员日记摘录》的篇幅不足两页，六条日记摘录中的三个事件于反复中发生变奏：主人公希望会计员格洛特金死亡，自己好代替他的位置；关于秘书克列谢夫的幸灾乐祸的传言；治疗主人公胃炎的药方。每一事件在日记摘录中多次重复，这种“纯粹的”反复将一个立体的讽刺形象鲜活地呈现出来。苏希赫把该小说称为“积聚式故事”的经典范例和程式。(Сухих 1987：71)

　　“积聚式故事”(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сказка)是俄罗斯著名的民俗学家普洛普在研究俄罗斯民间故事时，单独划分出的一类具有独特结构和风格特征的故事，根据他的表述，“积聚式故事的主要结构手段在于某些行为不断地累积反复，直至所建立的行为链中断或向相反的方向发生递减。”(Пропп 2000：343)“积聚式故事”不仅强调了结构的反复，还注重情节在反复中的积累、递进。

　　契诃夫的诸多小说也借鉴了“积聚式故事”的结构模式。其小说精短的篇幅决定了情节只能是由“一个具体事件”构成的单一情节。单一情节比起有两个以上的事件构成的复杂情节来说，它先天就缺乏制造曲折和波澜的艺术机制。而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魅力却在这单一情节中追求一种丰富和变化。这种建立在同一场景多次反复和变奏基础之上，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尾的情节结构在作家80年代作品中时常出现，如《助理会计员日记摘录》《一个文官的死》《尘世忧患》《苦恼》《演员之死》《艺术品》《江鳕》《疏忽》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借助于结构反复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彰显了小说的主题，使作品达到了“言约意丰”的效果。(Сухих 1987：72)

　　普洛普虽然把积聚式故事从民间故事中划分出来，但他未对这类故事作出细分。民间故事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在积聚式故事的叙事单元中，每一次平行反复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事件，每一个重复的事件都由一个或几个人物采取了某一行动。从叙事语法意义上来讲，人物构成主语，行动构成谓语(罗钢1984：74-75)，无论故事情节包含几个重复事件，人物和行动之间都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普洛普形态学中得到了某种强调。按照人物与行动的对应关系，我们把契诃夫小说中情节结构的反复大致分为三类：1.同一人物＋同一行为；2.不同人物＋同一行为；3.不同人物＋不同行为。

　　上述《助理会计员日记摘录》的情节结构便属于第三种类型，既不同的人物各自进行着不同的行为，人物和行为虽然都不同，但彼此具有同类平行反复的特点。《尘世忧患》的情节结构也属于该类型之列，作品主要描述了波波夫家里一段糟糕的生活状态。列夫·伊万诺维奇·波波夫是个神经质的人，他在唠唠叨叨地计算着为一张银行债券应支付多少钱。他的妻子索菲雅·萨维希娜到丈夫这里办理分居的身份证明，她在路上感染了风寒，齿龈炎发作，这时正痛苦地叫喊。楼上有个音乐学院学生正猛烈地弹着钢琴。右边隔壁的公寓房间里，有个医学生为了准备参加考试在不停地死背医学教科书。这四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交响曲，最后波波夫被送进了医院。作家是这样表现这种“尘世忧患”的：

　　他把四种声音并置为一个画面，如：

　　“慢性胃炎在肝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波波夫把阿莫尼亚药水递给妻子，接着算到：“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运输费四十戈比，因差错而付出的费用八十戈比，罚金三十二戈比……”

　　楼上的琴声停止了，然而过了一会，那个练琴的人又弹奏起来，劲头那么猛，震得索菲亚·萨维希娜身子底下的褥垫弹簧颤动起来。(契诃夫2008：第6卷151)

　　契诃夫多次重复这一并置性的画面，画面每重复一次，循环一次，这种混杂交响曲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便加深一次，直到最后的爆发。

　　在契诃夫的小说中第一类结构反复最为常见，即同一人物多次采取了同一行动，这鲜明地体现在小说《一个文官的死》中。小说讲述了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的离奇之死。一次看戏时，切尔维亚科夫偶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坐在前排的文职将军卜里兹查洛夫的脑袋上。于是，他心神不安，三番五次地向将军道歉。小说仅用700余个单词就刻画出一个小公务员的经典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情节结构的反复。通读全篇，不难发现，小说五次重复着同样的三部曲：切尔维亚科夫道歉，将军原谅，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将军的谅解。正是集中在两天之内，围绕同一个主题的五次对话，彻底改变了切尔维亚科夫的一生，最终让他丢掉了小命。也正是在这五次的反复中，读者充分而立体地认识了主人公。

　　切尔维亚科夫与将军如同行进在同一楼梯上，切尔维亚科夫下行，将军上行：随着一次次道歉，切尔维亚科夫的内心一次比一次恐惧，他的身份与“人格”一层层下降；随着一次次原谅，将军的态度一次比一次糟糕，怒火一次比一次高涨。终于在最后一次，在将军忍无可忍的怒火爆发中，切尔维亚科夫的不安与恐惧也达到了他所不能承受的极限，于是，他死了。情节就在一次次的道歉中一点点向前推进，恐惧的气愤随着怒火的上升逐渐弥漫开来。故而，通过结构反复作家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小官员的卑微与奴性，凸显了当时社会体制的荒谬和小人物在大人物面前惶恐不安的病态心理。

　　不同人物＋同一行动指两个以上的人物采取了同一行动。小说《演员之死》的主人公是以体力非凡出名的演员希普佐夫，一次他因与剧团经理争吵而气得生病了，他的同事——喜剧演员西加耶夫、有才华的演员勃拉玛·格林斯基、剧团经理茹科夫、悲剧演员阿达巴谢夫、剧院理发师叶甫拉木依次前来探望，并用同一种药方——蓖麻子油来医治他。结果是，这位病人的体内积聚了大量的药剂，它已经超过了机体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量变发展为质变，希普佐夫被治死。在小说的标题中作家代替смерть而使用了гибель一词，смерть通常指正常、自然的死亡，而小说主人公是被“谋害”而亡的。小说没有表明作家的主观意图，也许，兼做医生的契诃夫想要表达自己对民间医学的否定态度，即当人们生病时不要盲目诊治，而要去看专业的医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小说以精巧的构思，常给人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之感。他的某些小说正如“积聚式故事”，从总体的情节框架来说，它们由多个重复的细节单元构成，但细节单元在每一次重复时都发生变异，当我们把这若干个变异重复的细节叠加相连之后，整个作品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质变。

　　2.文本间情节结构的反复

　　情节结构反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一篇文本之内，契诃夫的不同小说在情节结构上也具有相似性。希利斯·米勒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对小说中的“重复”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每一部小说都包含诸多重复现象，他遵循解构的策略，将这些重复现象按照规模的大小归为三类：一是细小处的重复，如词语、修辞格、内心情态等；二是较大规模的重复，如同一文本中主题、事件、人物、场景的重复；三是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主题思想、动机、人物、事件的重复。(希利斯·米勒2008：2)，这类重复情况超越了单个文本的界限，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互文形态。根据米勒的观点，契诃夫笔下文本间情节结构的反复属于规模较大的重复，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可以把这种反复看成作家自身作品的互文。这类情节结构在反复中彰显了小说的主题，加强了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证实了作家整个创作的完整与统一。

　　契诃夫短篇小说《钢琴乐师》(1885)的主人公彼得·鲁勃列夫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原想当一名作曲家或钢琴家，结果却作了乐师，并在主人家的宴会上受到侮辱。《钢琴乐师》已不是一篇诙谐逗乐的小说，作家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上。在主人家的婚宴上彼得忘乎所以，他按照学生时代的习惯，无拘无束地，好像平等地与雇主的女儿攀谈起来。这时有人提醒他，他只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奴仆、听差罢了。他不由得想起所有那些失意的朋友们，他们原本胸怀大志，如今却沦落为遭人白眼的从业者，由此他又想到：“俄国人是怎么搞的！当你自由自在，上学念书……可以向他的女儿献殷勤，可是一旦你多多少少处在从属的地位，你却只能成为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罢了。”(契诃夫2008：第4卷137)

　　“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这是俄国的一句谚语，在此意旨小人物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要存非分之想，这种“思想”的突然出现成为了小说的主要事件。《钢琴乐师》是一篇关于发现的小说，卡塔耶夫认为，这一发现“是人的意识中的飞跃，摧毁了过去关于生活的肤浅认识”。(Катаев 1979：9)

　　“发现”主题在契诃夫1885～1887年间的一系列小说《风波》《恶梦》《熟识的男人》《歌女》《生活小事》等多次复现。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完全不同，但相似的主题和情节结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使其内在形成了一致。它们构成了80年代下半期契诃夫散文的一种特殊类别——“发现型短篇小说”(рассказы открытия)。这类小说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则来建构，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普通人，他们陷入日常生活之中，突然受到某一个事件的推动(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对生活有了新的发现。结果是，此前幼稚的、充满理想化倾向的、刻板的生活观念被推翻。这类小说的结局也总是一致：人物首次开始思考。(Катаев 1979：9)正如人物本身不同一样，人物对生活的发现也各不相同。但小说的情节都按照同一结构模式建构：陷入日常生活之中——受某一事件推动——发现(思考)。

　　短篇小说《失业》(1885)的主人公法学副博士彼烈彼尔金也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找工作之前，虽然受到过舅舅“讲究实际”的忠告，明白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到“冰凉发臭的污泥里去打滚”(契诃夫2008：第4卷145)，可在实际求职过程中各处人员收受贿赂时表现的鲜廉寡耻还是让他难以忍受，因为他没有料到，“这种肮脏的买卖竟会这么堂皇、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契诃夫2008：第4卷145)现实的肮脏龌龊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上了严酷的一课，改变了对人世的整体看法。

　　《风波》(1886)进一步延续了“发现型短篇小说”的主题和情节模式：主人公马宪卡·巴甫烈茨卡娅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寄人篱下、靠阔人家的面包生活的辛酸。和《钢琴乐师》中的鲁勃列夫一样，马宪卡在主人家受到了侮辱，女主人库希金娜太太丢了一枚价值两千多卢布的胸针，于是便对家里所有的仆人展开了一番搜查，其中包括马宪卡。马宪卡认为，女主人的这一行为使她受到了深重的侮辱，她以前天真地相信，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并证明自己品行端正，但结果是，她原来的生活观念被摧毁。现如今马宪卡首次遭遇了残酷的生活真相，认识到这种反常的生活秩序多么愚蠢。

　　《恶梦》(1886)的主人公库宁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农业常任委员，他从彼得堡回到了庄园包利索沃村，起初他在与亚科甫神甫见面的过程中，对神甫不体面的穿着、呆板的神态、生活方式及不合乎教士体统的行为感到厌恶，甚至痛恨。他还试图写信向主教告密。当有一天，神甫放下自尊向库宁请求兼作文书一职时，库宁才了解到乡村神甫、医师、教员困窘的生活，他对农村的现实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之后他“痛苦得不住翻身，用手按住两鬓，紧张地思索”。(契诃夫2008：第4卷336)

　　契诃夫所有“发现型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还可以借助于“觉得”—“原来”(казалось-оказалось)这一对立的概念来表示，这更为准确地展现了作家笔下人物观念及世界观的转变。(Катаев 1979：17)如：《钢琴乐师》中的彼得·鲁勃列夫觉得，他这个贫穷但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平等地与雇主的女儿谈话，原来他只能成为“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失业》中的彼烈彼尔金觉得，如果存在受贿行为，那么要秘密地、带着羞愧地进行，原来这种肮脏的行为是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的；《风波》中的马宪卡·巴甫烈茨卡娅觉得，因牵连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里去”才被搜查，原来是女主人怀疑她偷走了一枚胸针才对她做出侮辱行为。在上述所有小说中，“觉得”与“原来”形成鲜明的对立。

　　契诃夫所有的“发现型短篇小说”都呈现了人物对旧观念的否定，对生活复杂的、无法理解的、敌对本质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契诃夫笔下人物的发现不是对人物探求的总结，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人物获得新的哲学观、宗教观及新的道德标准体系。在“发现型短篇小说”中，我们考察的不是获得最终真理的诗学，而是漫长地寻找问题答案的诗学。

　　文本间结构反复现象不仅仅体现在“发现型短篇小说”中。苏希赫认为，作家的《出诊》与《公差》相互关联(后者也是“出诊”，不过不是医务出诊，而是“司法出诊”)，可以将二者看成独特的二部曲。(Сухих 1993：28)两者有着相似的叙事类型，既都使用了与作者语言相近的准直接引语。两者中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是相对的，前者发生在春天，后者发生于冬天。两者中都有对声音的描写。在前者中作家描绘了“强者”令人起敬的失眠，“弱者”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成为了后者的主导部分。除此之外，两者的情节结构也十分对称：到达事发地——阻碍和耽误——主人公的反思——离开。在契诃夫的《新娘》《在故乡》《文学教师》《命名日》《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三年》《姚内奇》等诸多后期小说中，读者也会看到一个相同的情节模式：一个满怀希望和憧憬、渴望爱情和幸福的年轻人踏入了社会，但他却感到迷茫和困惑。他在周围的人们中间寻找精英和精神偶像，并试图融入其中，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但这种企图常常以失败而告终。(马卫红2009：64)文本间情节结构的反复是互文性的表现，它揭示了契诃夫作品的内在关联性。

　　综上所述，情节结构的反复不仅存在于契诃夫的单篇文本中，还存在于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文本内情节结构的反复非但没有增加小说的篇幅，反而使其变得更为简短，作家通过这一手法不仅使故事情节在反复中逐步向前推进，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还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披露了作者的隐秘倾向，使小说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文本间情节结构的反复加深了作家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展现了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完整性。

　　江苏师范大学  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