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恐怕没有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更熟悉更喜欢这支叫做《喀秋莎》的歌曲了。这支曲调优雅的苏联歌曲自诞生之后立刻传遍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甚至包括敌人在内。

　1938年，莫斯科著名文学家芮宁准备办一本杂志，他把作曲家玛•布朗介尔和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邀请到编辑部，希望他们为创刊号写一首歌。

　离开编辑部，在归途的汽车上，作曲家对诗人说，他当时在领导一支爵士乐队，他需要一首可供乐队演出的歌曲。伊萨克夫斯基想起了不久前才写下的八行诗，于是当场写下来交给了布朗介尔。歌词所表现的诗情、纯真和音韵美一下子打动了作曲家。歌曲很快就谱成了。乐队指挥维•克努舍维茨基也十分喜爱这首歌，连连催促要其余几段歌词，布朗介尔只好去了一趟雅尔塔。他在疗养地找到伊萨克夫斯基，把他那一大张写满诗句的草稿要了来，从中选出八行诗，这就是现在的《喀秋莎》。

　歌曲的首次演出在联盟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员们不得不重唱了三遍。于是，这首歌很快就在全苏流传开来。一开始人们把它当民歌来唱，往往自行填上各式各样的词。歌曲后来还流传到国外。二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把它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为一首叫做《风在呼啸》的战歌；在保加利亚，游击队有时用它作为口令；在法国和美国，也填上其它内容来演唱。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军队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新型的火箭炮，给了德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苏联士兵给这种火箭炮起名为“喀秋莎”。

　伊萨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晚报》上谈到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卫国战争期间，一天傍晚，战场上一片沉寂，苏军战士突然听到对面不远处敌人的战壕里传来一阵《喀秋莎》的歌声，而且，这支歌曲居然放了一遍又一遍。苏军战士愤怒了：“怎能让肮脏的法西斯侮辱我们的《喀秋莎》？”于是，战士们出其不意地冲入敌人的战壕，夺回了那张唱片和唱机。

　布朗介尔曾谈到：“无论我到那个国家，人们必定把我作为《喀秋莎》的作者来介绍。我的朋友不管从多遥远的地方来，必定向我讲起有关《喀秋莎》的故事。我毫不掩饰，这使我很快乐，但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议论《喀秋莎》，好象我其它歌曲根本不存在。不过真正使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喀秋莎所发生一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也不是在佛罗伦萨，也不是在东京，而是在莫斯科。我们乘车到郊外去。突然，沿公路走来迎亲的队伍，现代农民的结婚典礼！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彩烈，又唱又跳。他们唱的正是《喀秋莎》，那样清晰，那样委婉动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请想想，现在村里人们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最大的奖赏、最高的奖赏。”

　在伊萨柯夫斯基的家乡乌格拉河畔出现了一座《喀秋莎》纪念馆，那是当地人民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在一块平地上用整段圆木搭起一座类似俄罗斯传统木屋的象征性建筑，木屋里陈列着各种回忆文章，《喀秋莎》的各种语言的歌词、唱片以及有关这首歌的剪报，还有响着《喀秋莎》旋律的电铃。屋子左边放置了一块球型巨石，石上嵌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喀秋莎》的头两行诗句。平地的一边还竖起一段形状奇特的松树杆，样子酷似竖琴，象征着音乐和歌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首歌曲而建立的纪念馆。

　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再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歌曲了。以前有个高中文凭就可算是个文化人，而现在，我觉得满大街挤来挤去的都是学士、硕士、博士和MBA。但是现代的人们宁愿花很多钱到演出厅里，看一些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人穿着女人内衣，唱着病句，满舞台小丑般的跳来跳去，我真不知这时代到底是更有文化了还是更没文化了。

　曲作家玛特维•伊萨柯维奇•布朗介尔(1903—1990)。苏联人民艺术家(1944)，苏联国家文艺奖(1946)获得者。他生于乌克兰波切普市一个手艺人的家庭。14岁那年莫斯科爱乐学校学习，17岁在玛斯特福尔剧院主持音乐部。30年代以《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一举成名。代表作有《再见吧，城市和乡村》、《等着我》、《在巴尔干的繁星下》和《太阳落山》等；而《喀秋莎》一曲使他获得全民声誉。布朗介尔歌曲的特点是抒情、真挚、纯朴，反映了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体现了苏联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高尚的意向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