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умилёв)是俄国阿克梅派诗人的领军者。诗人一进军俄国诗坛，便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其中。在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中，非洲、西亚、北欧、甚至中国都是诗人创作灵感的来源，俄罗斯之外的主题和意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本文按照古米廖夫创作时间顺序，分析诗人创作前期、中期、后期的部分诗作，略谈古米廖夫欲征服的几个方面，并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分析诗歌中外国主题意象，进而得出尼古拉·古米廖夫因自我中心主义性格和固有的弥赛亚意识，因此在不同创作时期均以“征服者”这一形象存在于世界诗坛中的结论。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派创始人，在他不到二十年的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与大多数俄国诗人相比，古米廖夫的诗歌里写历史多于写现实，写外国多于写俄国。杨开显指出，古米廖夫性格执着，勇敢坚定，颇为自信和自负，喜欢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因此，他是作为征服者的歌手而登上俄罗斯诗坛的。他向往航海、探险、向往到异国旅游和建功立业，几次深入非洲腹地，不畏艰辛，探险猎奇；又勇敢地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英勇杀敌，建立功勋。所以，他的诗歌既呈现出绚丽的异国风情和对异国土地的思念(他是第一个把奇特的非洲风情写进俄罗斯诗歌的诗人)，也表现出战争中的英雄情怀和战争的残酷及不人道的一面。(古米廖夫2013：4)

　　纵观古米廖夫的创作生涯，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其所处的流派更迭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1902年诗人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直到1910年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为止；第二个阶段始于1910年古米廖夫出版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珍珠》，止于1918年古米廖夫从前线经法国返俄，并与阿赫玛托娃离婚为止，此时阿克梅派的活动基本已经停止，仅剩下诗人们小范围的联系；第三个阶段始于同阿赫玛托娃离婚，止于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死。我们可以概括为年少成名的少年古米廖夫、血气方刚的青年古米廖夫和提前进入中年危机的中年古米廖夫。回首古米廖夫创作生涯的始终，不难发现“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其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古米廖夫第一部出版的诗集即叫《征服者之路》，“征服者”、“探险家”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而在诗人生前最后一年出版的诗集《帐幕》中，非洲主题贯穿了整部诗集，诗人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红海、埃及、撒哈拉、苏伊士运河等非洲的风土人情。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探寻古米廖夫少年、青年、中年三个创作阶段的殖民主义色彩。

 

一、少年时期古米廖夫创作中的“征服者”形象

 

笔者认为，从1902年诗人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直到1910年与·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为止是古米廖夫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古米廖夫深受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并努力探索新的诗歌真理，努力追求打破象征派的局限。早在1902年，古米廖夫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我从城市逃向森林》：

我从城市逃向森林，　　

我从人群逃向隐居之地……(Гумилёв2015：309，译文为笔者自译，下同)

古米廖夫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便充分展示了诗人将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诗坛中。此时，少年的古米廖夫在向被驱逐出城市，去往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们致敬，少年诗人也想远离国家，走向自由。古米廖夫博学博爱，渴望征服全世界，王侯将相般的灵魂正是其“征服者形象”的开始。张建华指出，古米廖夫誓欲挣脱城市的压抑，逃往象征性的“森林”。这一浪漫主义的主题在1905年发表的诗集《征服者之路》和1908年的第二部诗集《浪漫主义之花》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那些所谓的“征服者”、探险家(疯狂的猎手、航海家等)为自己虚幻的理想而奔向渺茫的远方。(张建华2012：54)
在诗集《征服者之路》中，《歌手与国王之歌》无疑是最能体现古米廖夫拥有王侯将相般灵魂以及敢于探寻猎奇的灵魂的诗作。全诗通过描述一个歌手在国王面前口出狂语，国王无法忍受将歌手杀掉的故事：

　　我不愿再长时间地听疯子说话，

　　我举起了闪闪发光的宝剑，

　　我赠给歌手一朵染血的鲜花

　　以奖励他粗鲁无礼的话语。

　　……

　　如同原先在烟雾弥漫中看不见光亮，

　　如同原先特罗利浪迹江湖，

　　他这个可怜的人害怕宝剑，

　　不知道威严的国王在号啕痛哭……(Гумилёв2015：43)　　

古米廖夫想漫游世界，喜爱冒险，不肯安分的性格使他不可能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古米廖夫总喜欢探寻危险的事物。这首诗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国家和城堡归诗人所有，这里是浪漫主义者的归宿，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国，古米廖夫笔下各色各样的事物都在这里生活。尽管意识到危险和纷乱，古米廖夫毫不畏缩，迎难而上。在听了“歌手”粗鲁无礼的话语之后，国王一怒之下拔剑杀掉“歌手”。之后国王孑然一身在寂静无声的宫殿中号啕痛哭，因为“歌手”吟唱的主人公，似乎是另一个自己。

 

如果说第一部诗集《征服者之路》还是古米廖夫在皇村中学向往征服世界的不成熟的尝试，那么古米廖夫的第二部诗集《浪漫主义之花》中的第一首诗《十四行诗》就仿佛向俄国乃至世界的诗坛宣布，一个崭新的征服者诗人诞生了：

　　如身着钢铁铠甲的征服者，

　　我从家中出门，欢快地行走，

　　时而在快乐的花园中休憩，

　　时而被引向深不见底的鸿沟……(Гумилёв2015：43)　　

　　古米廖夫崇高的梦想流露于这首诗中，曾思艺认为这是一种少年男性渴望征服、向往建功立业的浪漫激情，一种少年式的渴望探索未知、神秘、进行冒险的浪漫激情。(曾思艺2016：342)古米廖夫的激情，是典型的斯拉夫主义者的浪漫激情。古米廖夫受十九世纪斯拉夫主义者思潮的影响，在少年古米廖夫心中，他与他的祖国必然承担起拯救欧洲乃至全世界普世的，具有弥赛亚主义的使命。少年诗人的心灵仿佛如哥萨克自由的骑兵，展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极性和矛盾性。少年时代的征服者形象必然为诗人之后具有“征服者形象”的创作埋下种子。

　　

二、青年时期古米廖夫创作中的“征服者”形象

 

1910年，古米廖夫同女诗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古米廖夫的少年时代已经过去，新的创作阶段已然开始。同年古米廖夫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珍珠》，这本诗集是古米廖夫的成名作。勃留索夫认为古米廖夫在这部诗集中创造了一些国度，诗人自己创造的生灵在其中按照诗人自己的意念生活着。在这部诗集中，古米廖夫在异国他乡、在神话中以征服者的姿态探索世界。《在旅途中》一诗中，古米廖夫明确宣告称，即使在旅途中有群山昏暗的影子，即使面对悬崖峭壁，面对死神一般可怕的蛟龙，也绝不会调转前进的方向。即使往日如金子一般，一无所有的现在是更好的：

一无所有的当下，

 

比金子般的往日更加美好！　

 

我们将神赐予的宝剑拔出，

 

拔出慈祥的那伊阿得斯的馈赠，

 

为了在最后将

 

终年常绿的花园寻到。(Гумилёв2015：82)

主人公刚强的个性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古米廖夫寻求冒险和猎奇的目的是征服整个世界。此时，古米廖夫已经从俄国出发，准备再一次去非洲旅行，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是独自一人去往新奇的非洲大陆，去埃塞俄比亚等国。可以说，古米廖夫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世界旅行梦想，实现征服世界的梦想。战斗意识和扩张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历代俄国人的心中，但真正勇于实践、探险，领略异国风光并将其写进诗中的俄国文学家却为数不多，古米廖夫正是其中之一。又如《带锁链的骑士》一诗，古米廖夫化作诗的主人公，期望征服自然、征服社会，“城市征讨者”再一次出征，历经凶险的路途，在艰难中获胜：

 

我脱胎换骨，踏上不曾来过的国土，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也不会诅咒一切。

 

为了记住每一次功勋——在高山上，在草原中——

 

我在银制头盔上铸一条钢链。(Гумилёв2015：86)

 

本诗中，对出征者的描写及出征路上的俊美风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对于“不曾来过的国土”却近乎只字未提。从本诗写作时间上来看，这是古米廖夫第二次去非洲旅行时写的诗，这个“不曾来过的国土”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可以看出，古米廖夫依旧想征服这片土地，这首诗有相当浓郁的殖民主义色彩。

 

1912年，古米廖夫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异乡的天空》。与诗集《珍珠》一样，诗人继续在异国他乡、在神话中以征服者的姿态探索世界。古米廖夫自己认为他的阿克梅派诗歌创作原则在这本诗集中得以最好地体现。与象征主义不同的是，阿克梅主义的诗歌是面对现实生活的，是具体的，是历史的。古米廖夫诗歌的特点之一是对异国自然风情和动物、植物入迷的描写。(张建华2012：65)

 

      这一点也是古米廖夫诗歌中阿克梅主义的精粹。俄国学者日尔蒙斯基曾指出：在古米廖夫的抒情叙事短歌中，他为故事所选用的题材都是游历意大利、列凡特、阿比西尼亚和中非的印象。然而，更经常的是，他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度。在那里土地还是原始的土地，植物、野兽、鸟类以及与鸟无异的人都是从它肥沃的、取之不尽的资源中成长起来的。这些资源极其丰富，其色彩、线条也极其多样别致，这在北方寒冷贫瘠的大自然中是没有的。(古米廖夫1991：211)

 

古米廖夫希望得到这些土地，希望自己成为这些土地上的王者,希望以“征服者”的形象踏上这些土地。其原因有二，第一是这些不为俄国人知晓的新奇国度，可以带给古米廖夫无限的创作灵感，古米廖夫习惯了以“征服者”的视角探寻一切新奇的事物。第二个原因则是古米廖夫面临一系列危机的救赎，此时主要体现在婚姻的危机。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的结合并非是灵魂的交融，而更像是双方的冲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古米廖夫毅然决然选择投笔从戎，将“征服者”形象化作实际的行动。曾思艺认为古米廖夫在“征服者”的浪漫主义激情、创造“奇迹般”生活的欲望和冒险精神以及沙文主义狂热等的综合作用下，投笔从戎。(曾思艺2016：337)“征服者”终成古米廖夫的符号。古米廖夫是一战的亲历者。战场上诗人作战勇猛。诗集《箭囊》的灵感来源即参战的感受。在这里笔者认为诗集《箭囊》是古米廖夫展现“征服者”形象最浓郁的地方，浓墨重彩地描写战争的场面，如《进军》一诗，即是鲜明的例子。

 

古米廖夫入伍时年二十八岁。在此之前诗人认为战争是美好而神圣的，甚至以为可以通过参军来提醒自己的心灵指向遥远的、未知的、自己笔下的国度。然而参军不久，古米廖夫便痛苦而失望地改变了这个坚持了二十多年的看法。作为一名军人，古米廖夫很快意识到祖国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诗中的第一节便表达古米廖夫的遗憾：

 

那个本将成为天堂的国度，

 

成为了火焰的洞窟。

 

在第四天我们行军将近，

 

四天以来我们水米未进。(Гумилёв2015：182)

 

诗人对行军范围(？)感到震惊，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在他的眼前。古米廖夫也随时会是其中之一，诗人为克服恐惧，便用虚张声势的诗句抚慰灵魂深处的恐惧。曾思艺认为，古米廖夫诗歌刚强的个性，即是其浪漫想象、心灵激情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掩饰——因为生活中的古米廖夫是一个孩子气十足、颇为腼腆、柔弱的人，而越是柔弱越是缺乏自信，就越是向往刚强，不惜在生活中甚至诗中一再略带夸张地加以表现。(曾思艺2016：347～348)古米廖夫在这里彰显诗人含蓄的骄傲，在他看来，有比尘世间的财富和美味佳肴更重要的事物：

 

但在这可怕而光辉的时刻

 

我们已不需要尘世的美味佳肴，

 

上帝对我们的召唤之词

 

胜过供给我们的面包。(Гумилёв2015：182)

 

这是古米廖夫对上帝和胜利的信仰，倘若没有信仰，就不可能在前线取得胜利。古米廖夫的伟大思想，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思想，是“征服者”的弥赛亚思想，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同时，也包含着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古米廖夫在这首诗里也有对死亡的嘲讽：

 

我大声呐喊，声音癫狂，

 

这是铜锤敲打铜钟，

 

我是伟大思想的代表，

 

我还不能，不能死亡。(Гумилёв2015：182)

 

1916年，古米廖夫的战时任务结束后赴北欧前线考察，诗人的第六部诗集《篝火》收录了诗人1916-1917年在北欧和法国所写的诗作，其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等诗描写北欧的自然风光，“征服者形象”依然鲜明。少年式的浪漫激情似乎在这部诗集中得以回归，诗人在《我和您》一诗中，表达对无拘无束、自然自由的野性生命力的向往，古米廖夫不愿安安稳稳地老死在床上，而愿四处冒险，死在富有野性生命力的野外：(曾思艺2016：343)

 

我喜欢像——沙漠中的阿拉伯人

 

在岸边蹲下身捧水而饮，

 

不喜欢看画中的猛士，

 

遥望星空，苦苦等待。

 

我不会在公证人和医生面前，

 

在床褥中死去，

 

而会死在某处荒野之地，

 

隐没在茂盛的常春藤中。(Гумилёв2015：204)

 

　　古米廖夫在1916～1918年多次驻留巴黎。随着战争的豪勇退去，古米廖夫“征服者”的思想似乎安分了一些，古米廖夫重新在巴黎——这个到处都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多彩之地找寻创作的激情，并以“征服者”的形象猛然追求一个法俄混血姑娘叶莲娜。一切的美好光景似乎在1918年结束，阿克梅派诗人的活动已然绝迹，古米廖夫也在1918年收到阿赫玛托娃要求离婚的信，古米廖夫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三、中年时期古米廖夫创作中的“征服者”形象

 

古米廖夫的第三个创作阶段始于1918年同阿赫玛托娃离婚，止于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死。1918年古米廖夫时年三十二岁，从年龄上看诗人依旧处在青年的阶段，但诗人的游览欧洲、非洲和中亚的经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纠葛以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困惑，对新时期社会的不解使古米廖夫提前进入了中年危机。或许有人会怀疑三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青壮年，何以是中年危机？但对于诗人这一群体来说，或许二十五岁就到了中年的阶段。这一点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有所论述：“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他的现在性。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艾略特1994：2～3)古米廖夫在最后一部诗集中回归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此时古米廖夫在俄国诗歌界的地位渐渐上升，但政治变故使诗人即使清楚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也会对现实的革命形势缄口不语。纵观古米廖夫的所有的诗歌创作，没有一首是写苏维埃的，诗人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诗集《帐幕》和《火柱》。

 

1921年古米廖夫出版诗集《帐幕》，该诗集描写了诗人的非洲之行的见闻。这部诗集的题材以史诗为主，以宏大的场面和激昂的情绪，描写了数个非洲民族的历史。《埃及》、《撒哈拉》等诗作的史诗风格都很浓厚，这是古米廖夫在创作生涯的后期对之前三次游历非洲的回忆。古米廖夫依然是以征服者的角度，从高处俯瞰这些非洲的不为俄国人熟知的国度。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没有古米廖夫作为诗人生存的土壤，俄国被镰刀和锤子吞噬，大俄罗斯的思想在红色的浪潮中消失殆尽。《帐幕》几乎是古米廖夫最后一次大篇幅地写国外的景色，是诗人最后一次展现少年时期的“征服者”形象，也是他最后一次臆想成为这些国度的王者。

 

诗集《火柱》可以代表古米廖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确立了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建华2012：57)在这部诗集中，古米廖夫深刻地表现出人生的危机，表现出他对眼前所发生的革命、也是对生活意义和人生道路寻求的迷惑、恐惧和绝望。(张建华2012：56)浪漫的豪勇消失殆尽，古米廖夫回归现实的生活，与之前“征服者”形象不同，这部诗集主要表现诗人现实的危机和心灵深处的激情，尽管诗集《火柱》是古米廖夫献给第二任妻子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恩格尔哈特的，但诗人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生活依旧充满不愉快。另外诗人饱受生活的辛劳，在创作中寻找人生的哲理，古米廖夫像很多十九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放眼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以上帝的视角来领悟周遭的一切。古米廖夫仍然追求着真理，但诗人收起了征服者的形象，思想不再偏激但心潮依旧汹涌澎湃。古米廖夫最后的日子里，“征服者”形象诗人藏匿得很深。如《波斯细密画》一诗，讲述诗人在波斯细密画中继续征服世界的梦想，诗人的“征服者“形象被放置在一幅细密画中：

当我的生命休止之时

 

我和忧郁的死亡捉着迷藏，

 

造物主用波斯细密画

 

把我创造出来。

 

……

 

我将成为指明方向的星辰，

 

他的单调的日子，

 

我将轮番代替，

 

红酒、家人和朋友们。

 

而当我正需排解之时，

 

没有欣喜若狂，亦无悲苦交加，

 

各处的崇拜将会

 

把我古老的梦想唤醒。(Гумилёв2015：289～290)

 

此时，古米廖夫也只能寻求征服画中的世界，在细密画中成为“指明方向的星辰”，在画中，唤醒诗人古老的是各处的崇拜。诗人已经十分清楚从前的“征服者”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火柱》中，征服者的形象已然不多见，古米廖夫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的不幸，征服者的形象慢慢隐藏，进而消失。古米廖夫后期殖民主义色彩的淡化和消失一方面是诗人的迷惑和绝望，另一方面与阿克梅诗派的衰落有关。阿克梅主义者思考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即诗歌的主题内容，而是高超的创作技艺——即诗歌创作的形式。张建华指出，阿克梅派诗人只是驻足于实际上是自己编织的人造臆想的“物质世界”，从唯美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人世”，主张通过对人的意志、本能的启迪使人逐渐“完善”。所以，他们幻想出的原始自然的、安谧静止的“现实”世界，最终不能不呈现出虚伪现实主义的色彩。(张建华2012：69)古米廖夫显然在最后的创作生涯中意识到了阿克梅主义的局限性，古米廖夫一生追求的“征服者”形象，随着阿克梅主义诗歌理论被怀疑而土崩瓦解。

 

四、结语：

 

“征服者”形象贯穿古米廖夫整个创作生涯。少年的古米廖夫像普希金一样，追求着很多女性，为她们创作诗歌，但在与女性交往的过程中，古米廖夫时刻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保持自己的“征服者”形象，以完完全全地、在各个方面征服心爱的女性为快乐，愿意控制爱人，让女性只能做自己的崇拜者，这是古米廖夫“征服者”形象的一种体现，之后与阿赫玛托娃长达八年的婚姻生活中正是如此。青年时期的古米廖夫通过游历非洲、西亚等地，寻求在诗中征服未知的国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西征，进一步保持“征服者”形象。中年时期的古米廖夫深受各种危机羁绊，“征服者”形象渐渐退散，诗人仍旧用追忆过往的非洲之旅和寄情自己诗歌创作的国度让读者们时刻明白：尼古拉·古米廖夫一生都是“征服者”。纵观古米廖夫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总结道，“征服者”形象在诗人的少年时期春芽破土，在青年时期茁壮成长，并在中年时期凋零磨灭。

 

　　“征服者”形象的生成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诗人勇于探索，不畏危险，勇于挑战、自我中心主义的性格，古米廖夫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时刻认为自己是诗坛的主导者；其二是俄罗斯思想中的领土扩张意识、弥赛亚意识、普世主义思想造就了古米廖夫的“征服者“形象。但同俄国殖民主义的局限性一样，古米廖夫诗歌创作中的殖民主义色彩也具有类似的局限性。诗人创作中的殖民主义衰落的原因也有两个，外在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古米廖夫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危机，诗人对眼前所发生的革命、对生活意义和人生道路寻求充满迷惑、恐惧和绝望，自然便收起了“征服者”的形象；而内在原因是古米廖夫意识到阿克梅主义的局限性与阿克梅诗派的衰落，阿克梅主义者们幻想出的原始自然的、安谧静止的“现实”世界，最终不能不呈现出虚伪现实主义的色彩，古米廖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高调的“征服者”形象自然就不堪一击，“征服者”形象在诗人创作的后期也就销声匿迹了。

　　首都师范大学张政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