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单纯的宗教现象到俄罗斯重要的社会文化，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圣愚形象也在被人们不断雕琢、沉淀，被理想化，正义的圣愚形象逐渐代替了真正的圣愚。影片《危楼愚夫》中唯独迪马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并一直穿着这件外套。红色的外套象征着迪马是正义的化身，一直穿着代表对信仰的不断坚守，以此表达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呼声，否定当下社会的世俗及国家政权的腐败。

　　1.圣愚及圣愚文化的释义

　　“юродивый(圣愚)一词源于古斯拉夫语урод(相貌丑陋)，又可追溯到斯拉夫语词根род，意为诞生或来源，指为了基督的愚痴(юродивый Христа ради)，或苦行的圣者。”(唐逸红，徐笑一2017：06)圣愚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对于俄罗斯各个阶层的人民来说，圣愚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在俄罗斯，圣愚不仅仅是一类特殊的僧侣，也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献身精神，是俄罗斯人民所推崇的对象，在俄罗斯人民的潜意识里，圣愚就像神一样会保护他们，拯救他们。

最早的圣愚以一种疯癫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各大城市。他们外表邋遢，言语怪异，举止怪诞，甚至向人乞讨，但他们却能够通晓未来，也正是这种特殊功能赋予圣愚一种神秘的色彩，使他们受到俄罗斯贵族及农民的敬畏。

　　教会术语词典对圣愚的解释为：“человек взявший на себя подвиг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внешнего，т.е.Видимого безумия с целью достиж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мирения.”(通过外在形象来表现自己功绩的人，也就是说通过表面的疯狂而达到内在的谦卑目的的人。)(见卓蕾2016：02)也就是说真正的圣愚在愚蠢的外表下透露着智慧的神秘，就像俄罗斯童话故事里的傻瓜伊万一样，虽然看起来像个大傻瓜，不同于正常人，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达到目的。即圣愚“愚”在表面，“圣”在内心。

　　圣愚文化为俄罗斯文化所特有，不仅对俄罗斯各阶层的人民和整个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是俄罗斯文学家的作品中常出现的形象，例如：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的作品《外套》(«Шинель»)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Акакий Акакиевич)、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作品《白痴》(«Идиот»)中梅什金公爵(Князь Мышкин)……早期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圣愚形象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的上帝的使者、基督教的楷模，随着俄罗斯时代的不断变化，老式的圣愚形象不能满足作家和读者的需要，因此作家们突破一贯的圣愚形象，淡化圣愚们的反面特征，将理想化了的圣愚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书籍已经不是唯一的宣传途径，圣愚式人物形象从台下搬到荧屏上来，更形象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圣愚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多元化影响，并利用媒体的传播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圣愚这一文化有所理解。例如：俄罗斯电影《圣人岛》(«Остров»)、《牺牲》(«Жертва»)。

　　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Дурак»)是由俄罗斯新锐导演尤里·贝科夫(Юрий Быков)指导，并用巧妙的表现手法，将影片中迪马(Дима)这一圣愚式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内心。严格地说，仅从迪马的身份、地位及外表来看，并不能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圣愚，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和精神与圣愚吻合，可以说，圣愚以一种新的形象被这位新锐导演表现出来。

　　2.坚定的信仰

　　善良本身没有错，甚至被看成一种高尚的美德，但是在一个充满不善和冷漠的社会中表现善良，就是不被人理解与接受的，会遭到那些具有一致行为和想法的人们的嘲讽“看，那个人就是个傻瓜”，甚至不公平的对待也会因为自身的善良接踵而至。但是对于圣愚来说，即使遭遇如此对待也无法阻挡他对善良的坚守和对个人精神的追求。迪马就是这样一个人。

　　影片中的主人公迪马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水暖工，但是他又和那些凡夫俗子不一样。即使出生在中低层家庭中，他的内心也从没受到过世俗恶习的侵染，心地单纯善良如同孩子一般，善良、正直永远是他做人的原则，甚至对善良和正直的追求达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就算这样，也没有人能改变迪马的内心。在这点上，迪马的圣愚式人物形象与《白痴》中梅什金的圣愚气质颇为相似，都是内心纯洁的人，都是不愿同流合污的人，都是坚守善良的人，都是义无反顾追求正义的人。

　　在影片中迪马是“善良”的典型代表。他对善良抱有坚定的态度，他对善良的态度甚至有点非理性的色彩，可以说是善良的偏执者，他的这种善良也贯穿整个影片。先从迪马家楼下的破长凳说起，这个长凳总是因孩子们打架而被损坏，就在影片的开头，这个长凳又被损坏了，他和父亲冲下楼想要赶走那群孩子们时，被妈妈阻拦，“你能赶他们几次啊？根本没用”(Ну，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гонять？Толку ноль.)，迪马回答：“是啊，能修多少次就修多少次吧”(Да，а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ремонтировать？)也就是说就算人们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漠视，尽管没人理解他们的行为，视他们为傻瓜(дурак)，如果长凳还被破坏，迪马和他的父亲还是会本着善良的原则去修理，这里也体现了迪马及父亲对善良的偏执。

　　迪马的良知不只体现在修长凳这些小事上的，随着剧情的推进，当迪马去危楼修理水管的时候，正好看见危楼的墙壁断裂严重，大楼一角缺失，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他得出大楼将在24小时后坍塌，对天生善良的迪马而言，这是天大的事，因为这关系到危楼里八百多位住户的生命安危，他可见不得这样的惨状发生，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大家，不然他于心不安，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旅程便开始了。像所有英雄人物一样，迪马的救人之路并不轻松，他见识了权贵们为了利益而互相残杀，就连他自己也差点成为那些高官为掩盖自己罪行的牺牲品，最后落得不得不和妻子一起逃跑的下场。尽管善良让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但是当他在逃命的过程中路过危楼，并且没看到任何政府官员去帮助那八百位危楼居民时，毅然决然地放弃逃命，跑到危楼疏散居民，期望他们能幸免于此次灾难。

　　3.非理性思维

　　俄罗斯文学表明，理性主义不仅造成了世上最大的邪恶，也造成了再普通不过、然而却使这个世界沦于末世境况的“庸俗”。(王志耕2013：108)学者王志耕也认为理性培育了人的野心，滋养了人的市侩性，使人抛开道德，陷入利益的痴迷。在影片中，位高权重的女市长以及拥护女市长的官员们则是理性的代表，他们是拥有“知识”及世俗权力的一群人，却丧失了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不仅贪污受贿，还对百姓的安危置之不理，他们这些有理性的人，有知识的人，成了社会的真正败类。

　　俗话说，上帝既然创造了魔鬼来毁掉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被毁掉之前，就会派送天使来拯救它。这个天使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圣愚。他们承受着人们异样的眼光，以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与那些魔鬼作斗争。在《危楼愚夫》这部影片中圣愚式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迪马。从影片的整体来看，迪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非理性。例如：

　　3.1修理长凳

　　迪马和他的父亲不断地做着同一件事，并且“乐此不疲”。他们就像疯子一样，总是去修理被孩子们砸坏了的长凳，总是“不厌其烦”地管“闲事”，尽管别人觉得只有“傻子”才会一直管闲事。从圣愚式人物形象的特点上讲，这里符合圣愚的非理性行为，而迪马的妈妈和妻子恰好是理性行为的代表。当迪马和父亲疯了一样地冲出去的时候，妈妈从理性角度思考，表示对他们的行为的担心“你们会被误伤的。”(Сейчас вам бошки поотшибают.)连妻子也看不过去了，让迪马不要再管闲事了，但是迪马还是不顾阻拦冲到楼下，赶走爱打架的熊孩子们，修理破损的长凳。其实他们也知道别人将他们视为傻瓜，但是没办法，他们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而这其实就是非理性的行为。

　　然而圣愚是什么？圣愚本身就是偏执的、极端的、非理性的，他们是世俗人眼中的傻子，也是敢于维护真理的圣人，只不过圣愚们维护真理的方式是非理性的，不被俗人所理解的。

　　3.2通过考试升迁

　　“通过正规考试升迁”，听了这样的话，当下大多数俄罗斯人是不是要“呵呵”了，毕竟在当下社会想要升迁，走关系、拉人脉才是人间“正道”。这种想要通过正规考试升迁的想法，恐怕只有那些正直单纯的人才会有吧。影片中，就当下俄罗斯社会形势来看，在所有人都屈膝于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唯有溜须拍马、攀权附贵才能“永”攀高峰，而光靠正规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现实、不理性的。

　　所以，当迪马正挑灯夜读，想通过正当的方法，光明正大地坐上费多托夫的位子时，妻子提醒迪马，想要得到那个位子不如拉拉关系，多和上头走动走动、亲近亲近，毕竟这样的方式才更稳妥、更实际。但是这样的意见却被我们的主人公迪马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因为内心的正义不允许迪马这样做，否则他会不安。这种非理性的思维也充分体现了对“世俗权力”的否定。

　　3.3不顾一切救人

　　当得知危楼将倾时，迪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如何拯救危楼中八百多人的性命，怎样尽快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于是情急之下，他通过母亲的朋友找到正在开生日宴会的女市长，用自己学过的知识与女市长据理力争，希望她能重视这件事，并尽快解决，毕竟危楼倒塌可能会使那些居民丧失生命，这可不是儿戏。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救人，竟没有去思考在当下哪里还有清正廉洁的好官，在这个同流合污的年代，女市长是否也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是，那她将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随后迪马携同妻子一起逃命，当中途看见高官们并没有派人去拯救那八百多人的生命时，他立刻停下车，让妻子自己离开，丝毫不顾及妻子的阻拦，也完全没想过，在一天之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莫名其妙的要和他一起离开居住的地方，去逃命，妻子有多无辜，现在又要为了那八百多陌生的人，让妻子自己离开，他没想过这样会使妻子多么伤心。在他们争吵时，妻子最终劝迪马说“迪马，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Дим，онинамникто.)而迪马却嘲讽似的说“我们像猪一样地活着，并像猪一样地死去，就是因为我们互相没有任何关系。”(мы живём как свиньи и дохнём как свиньи，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друг другу никто.)所以为了这些住在危楼里像猪一样活着的人们，不要像猪一样地死去，他毅然决然地走上拯救他们的道路。非理性的展现：最后他被那些人群殴，倒地昏迷，而这些人恰恰是他一心想救的人。

　　影片中一系列事件都能反映主人公迪马非理性的行为和心理，即典型的圣愚式人物性格，导演尤里·贝科夫就是借迪马这种非理性的人格，对影片中的社会背景，对世俗不择手段追求权力和利益的行为进行否定和讽刺。

　　4.虚己主义精神

　　圣愚是俄罗斯城乡人民所推崇的精神领袖，是俄罗斯文化中的英雄代表，而圣愚的虚己则表现在圣愚具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即舍弃自我、舍弃财富、舍弃家人、必要的时候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作为拯救人们的英雄，圣愚以他独特的方式承担勇士该做的一切。

　　迪马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中，成年后，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成为了一名称职的管道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庸俗人，他拥有知识，并且只要他做人圆滑一点，和那些顶层高官亲近亲近，他就能获得一个不错的职位，但是他没有，从圣愚的虚己论来讲，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财富和职位。

　　“虚己的核心要义是担当，是受难。”(王志耕，孙海英2013：06)和所有圣愚一样，迪马也选择了一种“愚拙”的方式：即舍弃生命、舍弃亲人。影片中女市长在光头商人的劝说下，放弃拯救危楼里的众多居民，转而和众官员一起烧毁所有证据，并且隐瞒此事，也不去救人。而迪马的做法却相反。在逃跑时，迪马看见女市长并没有履行承诺，没有对那些人进行任何救援，于是他义无反顾放弃自己逃生的机会，赶走妻子，在凄凉的音乐声中，注视着妻子远去的车子，然后转身坐上回城的电车。

　　他清楚地知道，回去可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但是怎么办，危楼里的那些人他不能不救，面对那些毫不知情的人，他也只能舍弃自己的生命了，至于家人，他就更无法顾及了。

　　他放弃逃命的机会，来到这栋危楼，希望救下这里的所有的居民。挨家挨户敲门，声嘶力竭地大喊，告诉每一位住户这栋楼马上就要坍塌了，祈祷每一个人都能听见时，甚至连天台都不忘检查一遍，他害怕有人因为没听到他的喊声而出现事故，当确定整栋楼都没有人时，他才独自走下危楼。他从未想过这个随时会倒塌的大楼是否会连同他一起埋葬，也没有考虑过他救的这些人是否对他有所感激，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人命，即使生活得再不堪，也不应该为某些官员的利欲熏心和不负责任而埋单。即使到了影片最后，迪马也从没为自己考虑半分，他始终都坚守着自己的道义，遵循着自己的良心，并在不断舍弃中完善自己的信仰。

　　“舍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皈依了上帝，并不意味着你能舍弃自我。”(王志耕2013：61～62)而迪马做到了舍弃，纯粹的自我牺牲，可以说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半点利己主义。他不为自己打算，不断的舍弃，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圣愚式人物形象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虚己主义精神。

　　这部电影的名称是《傻瓜》(«Дурак»)。面临即将倒塌的大楼，谁才是真正的傻瓜？是固执己见，非要救危楼八百多条性命的主人公迪马？还是危楼中那些无所作为、生活糜烂的底层人民？或是丧失了良心和人性的高官权贵？导演尤里·贝科夫聪明地使用了迪马这一圣愚式人物形象，以深度自黑的手法，向广大观众揭示俄罗斯当下社会政治体制的深度腐败，底层人民活得像猪一样，不思考、不反抗的态度助长了政府官员的利欲熏心，甚至已经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以迪马一人的“愚蠢”，影射了底层人民和高官们真正的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