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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艺术家的死亡:《涅瓦大街》、《肖像》的神秘主义意蕴
2020-06-29 12:23:11

  尼·瓦·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是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著名作家,他以讽刺的笔触揭露了生活的真实,长期以来被人们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仅以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来看果戈理的作品,并不能解释其创作的全部内涵。早在20世纪初,别尔嘉耶夫就在自己的诸多著述中从宗教哲学立场出发,对果戈理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做出了重新定位:果戈理的宗教性、神秘性和非现实主义性。(耿海英2009:38)同一时期的德·谢·梅烈日科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更指出,“怎样把小鬼描写成小丑”是果戈理整个一生创作的主旨,果戈理的笑就是人与魔鬼的斗争。(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3)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传统不断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果戈理作品中的宗教思想和神秘主义意蕴。

  

《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是果戈理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些故事里,果戈理以怪诞、夸张、讽刺、幽默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揭示了彼得堡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可思议的怪象,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文本”。那种种幻象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弗·弗·纳博科夫(В.В.Набоков)就认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真实地描摹了旧俄时代的帝都,不如说是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纳博科夫2010:2)其中,《涅瓦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和《肖像》(«Портрет»)集中展现了艺术家在彼得堡的沉浮和最终悲剧性的结局。本文即通过这两篇小说里艺术家的死亡来分析果戈理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意蕴。

  

1. 《涅瓦大街》:美的幻灭

  

《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故事的开篇。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涅瓦大街上亮相,涅瓦大街成为整个彼得堡的浓缩和象征。“最奇怪的是发生在涅瓦大街上的事情。噢,千万不要相信这条涅瓦大街哟!……一切都是欺骗,一起都是幻影,一切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果戈理1999:46)一方面,果戈理用了很多篇幅来描绘涅瓦大街的热闹繁华,另一方面,从破衣烂衫的老太婆、糖果点心门口的乞丐、靴子上溅满石灰水的庄稼汉等底层人物和衣着奢华、浑身散发香味的上流人士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一个奢华与穷困对立的城市。同时,在奢华的外表下可能存在着欺骗:穿着考究的长礼服散步的先生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那件长礼服,看上去在谈论严肃话题的人正谈论两只乌鸦面对面落下有多么奇怪……人们精心打扮自己,以物化的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一个劲地盯着行人的靴子和后襟,偷瞧女士帽檐下的脸蛋和嘴唇,而“任何高级官职名录和问讯处都不能像涅瓦大街那样提供如此准确的信息”。(果戈理1999:2)

  

故事正发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期骗的世界。在这个到处都是官员、商人或者德国工匠的北方城市里,画家皮斯卡廖夫(Пискарёв)显得尤为特别。他生活清贫,胆小腼腆,却善良温顺,默默地热爱着自己的艺术。一天晚上,他被一个美丽的黑发女郎吸引,便紧跟在她身后,一直追到了她的寓所。但这种激情是纯洁、高尚,甚至于摈弃性欲的,它源于画家对美的追求。待画家走入女子的寓所,他才发现,幻想中美的化身竟然是个妓女。受不了现实打击的画家落荒而逃,终日沉浸在梦境中。皮斯卡廖夫臆测女子落入淫窟事出有因,便前去求婚,建议依靠劳动丰衣足食,却被女子轻蔑地拒绝了。至此,皮斯卡廖夫追求和拯救美的理想彻底破灭了,最终他以一把剃刀结束了生命。

  

传统上,国内许多研究者从“小人物”的角度来分析皮斯卡廖夫最后的死亡,也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分析画家对“艺术-文本化”生存的追求与幻灭。然而,很少有人关注画家走向死亡这一过程的神秘主义特征。

  

为何画家皮斯卡廖夫会走向死亡?除了画家本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外,文本中不止一处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故事发生在昏暗的夜晚,这时,“灯火给一切罩上一层诱人的美妙色彩的那种神秘时刻降临了”,“颀长的影子在墙上和马路上闪动着,头部影子几乎能达到警察桥上”,在许许多多穿着暖和的常礼服和外套的年轻人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完全不由自主的东西”。(果戈理1999:9)在这样一种神秘氛围中,皮斯卡廖夫看到了“一个天仙般的女子,一个只有他的艺术想象才能够设想的神妙创造物”。(别林斯基1979:199)当美人儿回头看了皮斯卡廖夫一眼,他恍惚觉得,路灯下的她正脉脉含情地露出一丝微笑。于是,“他的全部感情都在燃烧,眼前的一切都罩上了一层雾霭”,他感觉“人行道在他的脚下疾驰,马车连同飞奔着的马儿似乎凝住了,桥变长了,在其拱弧处断裂了,房屋翻个个儿,岗亭朝着他倒了下来,哨兵的斧钺和招牌上的烫金字以及画上去的剪子仿佛就在他睫毛上闪闪发亮”。(果戈理1999:13)

  

是什么欺骗了皮斯卡廖夫?也许是路灯以其极易使人产生错觉的光线迷惑了他,也许是他对美的追求过于迫切,也许是女郎的容貌:“她的整个姿容那样纯洁,秀美的脸上所有的表情那么高雅,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淫逸向她伸出了它那可怕的魔爪”(果戈理1999:16)。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在画家回家做的梦里,他感到:“好像有一个魔鬼把整个世界砸成了无数个碎块,又把这些碎块毫无意义、毫无条理地搅和到一起。”(果戈理1999:18)

  

小说最后有一句抒情插笔,叙述者本人发出了宿命论式的感慨:“我们这个世界安排得多么奇诡啊!命运在多么奇怪、多么不可理喻地任意摆布我们!”(果戈理1999:46)而这样的词句“不光是路灯,一切都充满着欺骗。这条涅瓦大街,它任何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在浓浓的夜色降临到街上……而恶魔亲自点燃路灯,只为了给一切制造假象的时候”。(果戈理1999:49)更仿佛在暗示,在神秘的夜晚时分,在这个梦魇般的彼得堡,魔鬼本人参与了对艺术家的迫害。它制造假象,为画家编织起模糊现实的美梦,最终将其引向毁灭的深渊。

  

事实上,在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里,涅瓦大街乃至彼得堡不仅是续写人物故事的背景,它还得到了多层面的描摹和多角度的开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升格为叙事文学的主题,甚至成为小说隐在的主人公。在果戈理笔下,涅瓦大街乃至整个彼得堡本身就像一个魔鬼,不断吞噬着以皮斯卡廖夫等艺术家为代表的真与美,作家不断强调它的欺骗和幻影。从这方面——即神秘主义意蕴的发掘和表现来看,彼得堡文本在果戈理笔下得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发扬光大。

  

将彼得堡与魔鬼相联系可以追溯到一定的文化渊源。自建成之日起,彼得堡在民间就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俄罗斯学者弗·尼·托波罗夫(В.Н.Топоров)在溯源彼得堡文本时写道:“彼得堡使俄罗斯社会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对一些人来说,它是天堂,是极力将整个俄罗斯拖向欧洲的窗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深渊,是末日毁灭的预示。”(Топоров 2003:5)这样的观念体现在众多彼得堡民间故事里:彼得堡的创立者——彼得大帝常常被塑造成彼得堡末世神话中的魔鬼和敌基督(杜国英2014:21);彼得堡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洪水,与之相关的“彼得堡将成为一片虚空”和“彼得堡将葬身水中”的末日论预言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傅星寰2014:8)而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堡形象正继承了这样一种神秘主义传统。

  

那么,究竟何为魔鬼?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果戈理眼中,魔鬼并不是什么非凡的恶,而是“作为现象的、在所有时间与地点和环境中——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都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永恒的鄙俗’,无条件的、永恒的和全世界的恶的现象,永恒状态的鄙俗”;果戈理第一个看到了“因它的平庸鄙俗而可怕的面孔”。(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3~4)

  

在小说《涅瓦大街》里,平庸、鄙俗恰恰是果戈理所极力刻画的对象。除了通过“素描”涅瓦大街勾勒出的庸俗环境,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皮斯卡廖夫的幻灭故事是与中尉皮罗戈夫(Пирогов)的猎艳经历作为对照被呈现的。正如维·格·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所说:“这是同一种生活的两个极端,崇高和可笑紧挨在一起。”(别林斯基1979:199)皮斯卡廖夫将黑发女郎视作美的化身,愿意为爱赴汤蹈火、自我牺牲,这体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追求和信仰。中尉皮罗戈夫则是涅瓦大街上千万个平淡无奇的军官之一:他“对一切高雅的东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果戈理1999:37);他鼓励画家皮斯卡廖夫,却不过是为了看到自己在画像上的雄姿;他经常拐弯抹角地暗示自己的军衔;还有一种从烟斗里吐烟圈的本领……和涅瓦大街上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追求金发女郎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最终,追求美的画家成为疯狂的激情的牺牲品,庸俗的皮罗戈夫却继续得意洋洋地生活下去了。

  

可以说,皮罗戈夫是涅瓦大街上千万个因平庸而可怕的面孔的代表,那个吞噬了真与美的魔鬼附身于彼得堡庸俗的社会现实和千万个中尉皮罗戈夫式的人之中,它充满着欺骗;美在与它的对阵中节节败退,乃至灭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与庸俗对立乃至对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小说《涅瓦大街》深层的神秘主义意蕴。

  

2. 《肖像》:天才的堕落

  

如果说《涅瓦大街》的魔鬼还藏在暗处,但文本提供了种种暗示,《肖像》则不一样,小说中的魔鬼始终都活跃在故事的前台,公然展示着自己的威力。在这里,艺术家与魔鬼的斗争成为情节的核心。

  

《肖像》分两部,它围绕一幅肖像讲述了两个画家相似的神秘经历。一个是贫穷但有天赋的年轻画家恰尔特科夫(Чартков),他偶然买到一幅老人的肖像,回到家后便梦幻缠身,还看到画中的老人跳出画框。后来,他又偶然从画中得到一千金币。这笔意外之财改善了恰尔特科夫的生活,却改变了他扎实的创作态度。他开始追名逐利,花钱在报纸上自吹自擂,一味迎合雇主的要求,很快便声名鹊起,成为一个地道的时髦画家。但与此同时,原有的艺术才能渐渐离他远去——他所有的想象力消失了,画笔也变得生硬、迟钝起来。另一个则是肖像画的作者,他原是一名教堂画家,信仰虔诚,画艺出众。一次,他为一位有着魔鬼般面目的高利贷者绘了一幅肖像,从此性情大变。

  

在《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О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повестях Гоголя»)里,别林斯基高度赞扬《涅瓦大街》,却评价《肖像》是果戈理“在幻想体裁方面的一篇失败之作”,特别是小说第二部,“绝对地一无是处”,是“毫无想象掺杂其间的显然的蛇足”(别林斯基1979:202)。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批评家从现实主义美学标准出发,忽略了果戈理真正的精神追求和其创作中重要的宗教思想。事实上,从“与庸俗乃至魔鬼对阵”的角度看,《肖像》甚至比《涅瓦大街》更近一步,小说第二部也并非“蛇足”——与《涅瓦大街》两个人物互为映衬的结构相似,通过小说两个部分、两个画家经历的对照,作家事实上探讨了艺术家在面对魔鬼时应当如何斗争、如何履行使命的问题。

  

小说里,两位画家的蜕变都与那幅神秘的肖像画有关。这幅肖像画上的高利贷者非比寻常:他能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数量的借款,而所有向他借过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悲惨死去,科洛姆纳地区的人都认为是魔鬼附在了他的身上。再联系到高利贷者自称肖像决定着他在世上的生存,以及肖像上那双仿佛活着的眼睛——“它们就那样瞧着你,简直就像要从画上跳下来似的瞧着你”(果戈理1999:102),显然,高利贷者就是魔鬼的化身,这幅肖像就是他灵魂的借居之地,所以在肉身死后他还能继续在人间作恶。

  

果戈理选择肖像作为魔鬼的栖所同样可以追溯到一定的文化渊源。在东正教传统里,基督、圣母和圣徒的肖像(即圣像画)被视作“神圣者的显现,圣者神秘到场的场所”。(徐凤林2005:97)可见,传统上肖像便被视作神的替代者,与被绘者紧密联系,它富含神秘主义意蕴。

  

俄国东正教神学家认为,恶灵(即魔鬼)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它能够对人的心灵、思想和道德施加恶的影响,能够迷惑人的头脑,让人心理上产生邪恶和不良的愿望,引诱人从恶和犯罪;另一方面,恶灵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能够统治人的肌体,给人带来肉体的痛苦,造成人体内秩序的紊乱,然后恶灵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统治人,即《圣经》所称的“鬼附体”状态。(乐峰2005:86)

  

恰尔特科夫的经历属于前一种情况:他受到魔鬼金钱的蛊惑,沉湎于虚名和享乐,放弃了自己的艺术天分,流于平庸鄙俗。不仅如此,他还把感情都倾注到金钱上,变成一个吝啬鬼、守财奴。事实上,早在他痉挛地将那一千金币攥在手里时,他就与这个高利贷者化身的魔鬼订下了契约,代价即是他的天赋与灵魂。后来他看到同窗的杰作,才如梦初醒,懊恼不已,却再也无法重拾曾经的才气。无边的痛苦转化为疯狂的妒忌,他开始大量购买艺术精品,再将它们撕毁。这种仇恨早有端倪——成名后的他总是乐于指责、震慑年轻的画家。东正教神学家认为,被魔鬼引诱的灵跌入无底的罪恶深渊,堕落成恶灵,即魔鬼。(乐峰2005:85)此时,恰尔特科夫已犯下无数恶行,彻底堕落为魔鬼,最后在精神错乱中痛苦地死去。

  

教堂画家的经历则属于后一种——“鬼附体”的情形。在为高利贷者绘肖像时,他感到魔鬼的眼睛扎进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他的心灵便为魔鬼所统治——他性情大变,甚至嫉妒起自己的学生。但比恰尔特科夫幸运的是,他最终摆脱了魔鬼。把画像送人后,教堂画家意识到自己画出了魔鬼,并深感自己的罪孽,于是下定决心离开尘世,开始了隐遁苦修的生活。他经历了重重磨难,做出了种种牺牲,终于净化了灵魂,在崇高力量的指引下创作出无比圣洁的画作;他本人也重获新生,变得精神矍铄、神采飘逸。

  

对比恰尔特科夫和教堂画家相似又相异的经历——同受诱惑,前者不断庸俗,最终堕落,后者却凭借苦修重生,我们可以窥见果戈理对天赋和艺术家使命的神秘主义认识。果戈理借教堂画家之口说:“天分是上帝赋予的最珍贵的礼物”,“对于人来说,关于天堂的暗示存在于艺术之中”(果戈理1999:167)。1847年的《作家自白》(«Авторская исповедь»)说得更加明确:“作家创作作品的时候,应当感到并确信他在履行职责,而他正是为了履行这项职责才被召唤到大地上来,上帝才赋予他才华和力量。”(参见魏列萨耶夫1998:17)国内学者刘洪波在论及果戈理的艺术观时也谈到:“果戈理认为,艺术活动是诉诸心灵的,其指向为心灵的提升,艺术的宗旨和艺术家的最终使命是为上帝服务,其目标是经由艺术作品的影响和作用,唤醒人身上沉睡的神性,使人踏着艺术作品所提供的通往崇高神圣天国、肉眼看不见的阶梯,最终走向上帝。”(刘洪波2003:86)也即是说,在果戈理看来,真正的艺术引向天堂,是对抗魔鬼的最好武器,因此,被上帝赋予才能的艺术家天然有一种使命——创作崇高圣洁的艺术品,与魔鬼代表的庸俗相对抗。

  

借小说人物之口,果戈理进一步指出了艺术家本人的精神境界对艺术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在描画渺小的事物时,创作者、艺术家也像在描画宏大的事物时一样伟大;在他的笔下,可鄙的东西已不再令人鄙视了,因为从中隐约感觉到创作者美好的灵魂;可鄙的东西已得到高雅的体现,因为它经受了他的灵魂的洗涤。”(果戈理1999:167)小说即展现了这种影响:在善良而虔诚的教堂画家笔下,人物总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高尚的表情,后来他受到魔鬼的控制,人物的表情就不再圣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恶魔的东西,待他苦修后重获新生,他绘出的圣像重新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力量;恰尔特科夫的画作越来越平庸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本人的灵魂已经堕落。

  

果戈理还通过人物的对比说明了艺术家自身努力的重要性:艺术家一旦懈怠,其天赋便会渐渐远去;真正的艺术往往需要厚积才能薄发。为了创作圣像,教堂画家准备的时间长达几年,最终他创造出伟大的杰作;成名后的恰尔特科夫则总是尽量快速作画,久而久之,其作品都流于程式。

  

事实上,果戈理本人正是上述艺术观和艺术家使命观念的践行者。俄国学者维·维·魏列萨耶夫(В.В.Вересаев)曾评论道:“就其对自己无情的、坚持不懈的‘严格要求’来说,就其为了真正实现作家的使命而准备牺牲全部私人生活来说,果戈理在作家当中是一个罕见现象。”(魏列萨耶夫1998:16)果戈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他对待创作从不敷衍,并执着地寻求他人的意见,几次都因不满意而焚稿,其中就包括已写作五年之久的《死魂灵》(«Мертвые Mдуши»)第二卷。在他看来,艺术家,尤其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因其天赐的才能而具有一种天赋使命,因此有义务扎实劳作、净化心灵,以承担这种使命。在小说《肖像》里,挥霍天才、最终堕落的恰尔特科夫就是作家给出的一个反例。

  

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肖像》中教堂画家的命运“成了果戈理命运的‘样板’”(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48);教堂画家的自白与果戈理本人的《作家自白》极为相像。小说最后,教堂画家反思道:“我想强迫自己,压住自己的所有感情,冷酷地忠实自然。这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当人们一看到它产生的那种感情,实际上是一种惶惑,一种恐惧……”(果戈理1999:168)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这预示了作家本人类似的转变——离开“地上的现实主义”,告别尘世;最终,“诗人消失了,先知出场了”。(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56)结合果戈理的创作生涯以及前述他对艺术、艺术家使命的神秘主义认识,不得不承认梅氏的这一见解极具启发意义。

  3.结语  

“在果戈理的宗教认识中,魔鬼就是神秘之本质和现实之本质,在其身上集中了上帝的否定、永恒的恶。”(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3)在果戈理看来,这永恒的恶就是人的永恒的鄙俗,魔鬼有着最平庸鄙俗的面孔,而艺术家因其天赋的才能被交付了神圣使命——与魔鬼代表的庸俗做斗争。

  

在小说《涅瓦大街》和《肖像》里,魔鬼总是致力于用欺骗、引诱等手段来毁灭或同化艺术家。面对或明或暗的魔鬼,皮斯卡廖夫接受不了美在庸俗中的沉沦,选择以梦境和自杀逃避,恰尔特科夫则禁不住魔鬼的诱惑,随波逐流,不断堕落。作家用两次死亡说明了这两种选择的迷误,而以教堂画家的重生为艺术家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潜心苦修,净化自己的心灵,做好为艺术牺牲的准备,唯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样的艺术观即体现出作家的神秘主义认识。

  

事实上,这样的神秘主义认识和作家的宗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从自发到自觉,果戈理试图依靠宗教来对抗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物化及由此而生的庸俗。俄国学者维·瓦·贝奇科夫(В.В.Бычков)指出:“果戈理是首批意识到无宗教的唯物主义文艺道路的错误性的人之一。……他仅在宗教领域看到了协调审美和道德因素之间悲剧性失衡的可能。”(Бычков 2007:11)从这方面来说,果戈理在创作中表现出的神秘主义思想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京大学夏 琪

Автор :    Источник : 俄语学习    Редактор : Ван Синью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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